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,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路径。当前,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,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,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。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“十五五”时期(2026—2030年)肩负着引领创新、驱动转型、服务大局的重大使命。国务院国资委近期研究审议《中央企业“十五五”发展规划纲要》,明确提出将“两创”融合纳入“创新引领攻坚战”和“产业升级攻坚战”双重部署,这标志着央企推动“两创”融合已从“基础布局”阶段迈入“深化提质”新阶段。必须从战略高度系统谋划、精准施策,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在更深层次、更广范围、更高水平上实现深度融合,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国资央企力量。
深刻认识央企推动“两创”深度融合的战略逻辑
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互为支撑、相互促进,具有“互融共促、协同发展”的内在关系。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提供内生动力和高质量供给,是产业升级的源头活水;产业创新则为技术突破提供验证场景和商业化土壤,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。实现两者深度融合,关键在于打通从“实验室”到“生产线”的价值闭环,构建“基础研究—技术攻关—成果转化—产业应用”全链条创新体系,避免科研成果在转化过程中出现“断档”和“梗阻”,防止创新链与产业链“两张皮”现象。
中央企业在推动“两创”融合中具有独特优势,这是由央企的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决定的。从要素集聚看,央企研发投入连续三年突破万亿元,研发人员超过144万人,具备大规模、高强度、长周期的创新投入能力,能够承担需要长期积累、大额投入的重大科技任务。从场景牵引看,央企在能源、交通、制造、通信等关键领域掌握大量核心应用场景,覆盖国民经济主要行业,能够以需求为导向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,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“第一应用现场”。从系统集成看,央企擅长组织复杂技术系统和重大工程建设,在跨学科、跨领域、跨企业的协同攻关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组织优势,能够把分散的创新力量整合起来,形成攻克“卡脖子”难题的合力。从使命担当看,央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,必须在国家急难险重任务中挑大梁、当先锋,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发挥国家队作用。这些优势为央企在“两创”融合中发挥引领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从“十四五”时期的发展基础看,央企在创新投入、体系建设、成果产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,为“十五五”时期的深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。“十四五”时期,央企研发经费累计超过5万亿元,年均增速保持在两位数以上。截至2025年底,建成中试验证平台205个,其中134个向社会开放,有力促进了科技成果的中间试验和工程化验证;布局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,取得标志性成果121项,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;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年均增速超过20%,在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领域加快布局,打造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。深中通道攻克全球首创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技术、“国和一号”核电站实现整机设备100%国产化、北自所在ISO/TC299牵头立项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数据集国际标准⋯⋯一批重大成果的涌现,充分展现了央企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的主力军作用。同时也要清醒看到,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仍然偏低,仅为发达国家和先进企业的三分之一左右;中试验证能力与产业需求相比仍有缺口,“死亡谷”问题在一些领域依然突出;容错免责制度尚未在全部企业全面落地,科研人员“不敢试、不敢错”的心理负担仍然存在;国际化布局有待加强,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还需提升。这些短板和不足,需要在“十五五”时期着力破解。
准确把握“十五五”时期“两创”深度融合的总体思路
“十五五”时期是央企推动“两创”融合的关键窗口期。从国际看,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,人工智能、量子信息、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正在重塑产业形态和竞争格局,主要发达国家都在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,争夺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。从国内看,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,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,对央企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提出了更高要求。从央企自身看,经过多年积累,央企创新能力和产业水平有了显著提升,具备了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基础和条件。抓住这一关键窗口期,系统谋划“两创”融合,对于央企在“十五五”时期实现从“规模扩张型”向“价值创造型”的根本转变具有重要意义。
总体思路是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,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“同向发力、循环贯通”,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,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,畅通从科学发现到技术突破、从成果转化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通道,推动创新链、产业链、资金链、人才链深度融合,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互促进、螺旋上升。
在战略目标上,到“十五五”末,要努力实现以下目标。央企研发投入保持万亿级规模,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从目前的较低水平提升至显著水平,接近发达国家先进企业水平;中试验证平台从205个增至300个以上,开放率超过70%,基本形成覆盖重点产业领域的中试验证网络;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占比提升至35%以上,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;科技成果应用拓展工程覆盖1000项以上成果,形成一批具有市场影响力的产业化项目;形成3至5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生态,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。这些目标既体现了进取性,又具有可行性,将为实现更高质量、更有效率、更可持续的发展提供清晰指引。
在战略方向上,要重点把握四个方面。一是强化原始创新策源。承担更多国家科技重大项目,建好全国重点实验室,深化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,努力产出更多标志性成果,加强底层技术和“根技术”研发,从根本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,掌握发展主动权。二是打通成果转化堵点。高质量打造和用好更多中试验证平台,推动创新联合体从“物理组合”向“化学反应”升级,带头开放场景、释放需求、共享数据、统一标准,为成果转化创造良好条件,让更多科技成果从“书架”走上“货架”。三是构建“四链”融合生态。推动创新链、产业链、资金链、人才链深度耦合,发挥央企战新资金“耐心资本”作用,首期510亿元资金要聚焦“投早、投小、投长期、投硬科技”,分类实施人才工程,规范开展科研人员中长期激励,形成协同高效的良好生态。四是引领全产业链升级。发挥“链长”引领作用,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,一体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支柱产业培育,抢抓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机遇,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竞争,推动优势产业和技术标准“走出去”。
扎实推进“十五五”期间“两创”深度融合的重点任务
实现“两创”深度融合,必须以扎实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。要重点打好四场攻坚战:创新引领攻坚战、产业升级攻坚战、价值提升攻坚战、改革赋能攻坚战。这四场攻坚战相互支撑、协同推进,共同构成“十五五”时期央企推动“两创”融合的任务体系。
一要在创新引领攻坚战中,着力强化技术源头供给。提升基础研究能力是关键一步。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,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,就很难产生原创性、颠覆性技术。要设立基础研究专项,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占比,鼓励企业开展高风险、高价值的原创性探索。探索建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,通过联合基金、捐赠、公益支持等方式,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础研究。中国华能等企业的实践表明,建立“稳定保障+动态攻坚”的投入机制,年度基础研究投入达到4.6亿元以上,团队平均年龄保持在32岁左右,博士占比达到40%,能够有效激发创新活力,产出高质量的原创成果。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是重中之重。要紧盯国家战略需求,聚焦工业母机、航空发动机、高端芯片、新材料等“卡脖子”领域,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,集中力量开展协同攻关。要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清单制度,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和责任主体,实行挂图作战、压茬推进。要加强前沿技术布局,在人工智能、量子信息、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开展探索性研究,力争取得原创性、颠覆性成果,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。升级创新联合体是重要抓手。创新联合体是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有效组织形式。要推动创新联合体从“物理组合”向“化学反应”升级,克服简单的拼盘式合作,实现深度的融合式创新。要推广企业、高校、院所协同攻关的“华能模式”,组建由龙头企业牵头、高校院所支撑、产业链企业参与的创新联合体,形成目标一致、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的创新共同体。要完善创新联合体运行机制,建立灵活的人员流动机制、成果分享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,激发各方参与创新的积极性。
二要在产业升级攻坚战中,着力实现技术价值转化。分类推进产业布局优化。要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和发展阶段,采取差异化的策略。传统产业要加快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改造,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,能源电力、石油化工、冶金矿业等领域要持续推动转型升级,实现提质增效。优势产业要锻长板、强优势,在新能源、航空航天、轨道交通等领域持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,巩固和扩大竞争优势。赶超产业要发力追赶、加快突破,在新能源汽车、人工智能、新材料等领域集中资源、重点突破,尽快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差距。未来产业要超前布局、抢占先机,在量子信息、核聚变、低空经济、生物制造等领域组建创新联合体,建立“孵化—加速—产业化”全周期支持体系,为未来发展积蓄新动能。深化“AI+”专项行动。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。要全面推进“AI+科学研究”与“AI+成果产业化”平台建设,推动科研范式从“经验驱动”向“数智驱动”转型。已发布的首批40项人工智能高价值场景,涵盖了研发设计、生产制造、运营管理、产品服务等各环节,为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提供了示范。要持续发布第二批、第三批高价值场景,推动大模型在制造业核心环节的规模化应用,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产业升级的强大引擎。拓展国际化经营。在全球创新网络日益紧密的今天,闭门创新是没有出路的。要完善国际化经营规划,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和产业分工,在更高水平开放合作中提升创新能力。要抢抓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机遇,推动优势产业和技术标准“走出去”,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布局创新中心和产业基地。要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,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,同时也要敢于输出中国技术、中国标准,提升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。
三要在价值提升攻坚战中,着力健全融合评价体系。聚焦“五个价值”完善指标体系。“五个价值”即增加值、功能价值、经济增加值、战新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、品牌价值,构成了衡量“两创”融合成效的综合标准。增加值反映企业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;功能价值体现央企在国家战略中的功能作用;经济增加值衡量企业为股东创造的价值;战新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反映企业转型升级成效;品牌价值体现企业市场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。要引导企业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,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,防止简单追求规模而忽视内涵式增长。梯次部署标志性工程。标志性工程是推动“两创”融合的重要载体。要扎实推进产业链强基补短工程,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,加强技术攻关和产业协同,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。要扎实推进能源资源保障工程,加强能源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,提升能源资源自主保障能力。要扎实推进前瞻产业布局工程,加强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布局,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。
四要在改革赋能攻坚战中,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。深化容错机制建设。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,没有容错机制,就难以激发创新活力。要区分探索性试错与管理性失误,对于科研人员在探索性研究中出现的失误和偏差,只要不是出于私利、符合程序、勤勉尽责,就应当予以理解和包容。要推广“风险备案”模式,在产学研协同创新、科技成果转化中出现的探索性失误,经备案后可予容错免责,切实为科研人员“松绑减负”,让他们敢于探索、勇于创新。湖南省国资委推行的改革创新风险备案试点,有效激发了企业创新活力,相关经验值得推广。优化激励约束机制。创新需要激励,成果需要回报。要规范开展科研人员中长期激励,推广收益分享、股权期权、项目分红等有效做法,让创造价值的人获得应有回报。要建立以创新价值、能力、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,破除“四唯”(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)倾向,让各类人才都能在创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同时也要建立健全约束机制,对因失职渎职造成损失的,要严肃追责问责。强化穿透式监管。监管要为创新服务,而不是束缚创新。要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全流程、全链条监督,提高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。在推动大型央企“瘦身健体”、聚焦主业的同时,确保创新活动规范有序开展。要优化监管方式,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,从管结果向管过程、管风险转变,给予企业更大的创新自主权。
健全“十五五”时期“两创”深度融合的保障机制
推动“两创”深度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,涉及面广、复杂度高,需要健全完善的保障机制作支撑。
一是在组织保障方面,要建立“十五五”规划实施领导小组,明确责任分工,形成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。要将“两创”融合纳入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,适当提高考核权重,引导企业主要负责人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创新工作中。要建立健全跨部门协调机制,加强国资委与发展改革、科技、工信、财政等部门的沟通协调,形成推动“两创”融合的工作合力。
二是在资金保障方面,要保持研发投入强度稳步提升,确保“十五五”时期研发投入年均增速不低于营业收入增速。要发挥央企战新资金引导作用,首期510亿元资金要聚焦“投早、投小、投长期、投硬科技”,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创新活动。要形成多元化、多渠道的投入格局,探索建立央企创新投资基金、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等,为处于不同阶段的创新项目提供精准资金支持。要优化资金使用结构,适当提高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,为长远发展储备技术能力。
三是在人才保障方面,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。要分类实施管理人才、科技人才和技能人才培养工程,打造一支规模宏大、结构合理、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。要特别重视青年人才培养,为他们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,大胆使用青年人才,让他们在重要岗位上挑大梁、当主角。要大规模开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人才培训,通过校企合作、订单式培养、在职培训等方式,加快培养一批适应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。要完善人才引进机制,面向全球引进高端创新人才,为央企创新注入新鲜血液。
四是在制度保障方面,要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,让科研人员能够从成果转化中获得合理回报,激发创新动力。要建立“十五五”规划实施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,定期评估规划实施进展,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,必要时对规划进行动态调整,确保规划目标顺利实现。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,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,为创新活动提供有力法律保障。
(作者黄燕芬,为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,公共管理学院教授、博导)